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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为何不愿去外交部

2019/9/20 4:28:34

上海人为何不愿去外交部

 

“亲爱的青年朋友们,欢迎你们投身祖国的外交事业。” 这是籍贯北京的外交部长王毅在考录网站致辞的开篇。不可否认外交是一项烧钱的事业,不过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央对外交的财力支撑不断增强,延揽年轻外交人才成为外交部干部司的头等大事。

 

近两年每年都有200多名年轻面孔加入外交部,王毅会在入部宣誓仪式后和这些年轻干部们握手、合影留念。他可能不太清楚,这些日后将扛起中国外交大旗的上海人,不用一只手就数的过来。以去年入部新干部为例,籍贯上海的只有4个人。

 

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开中国认识世界风气先河的大上海,当今中国和国际接轨程度最高的大上海,为什么会在外交部后继无人?

 

在渐渐走出寒冬的北京,去年新入部的上海人江敬(化名)向笔者道出了原委:外交部就好像一座永远爬不到顶的精神丰碑,深谙现实主义的上海青年宁可选择留在本地当一个公务员也少有想离开家乡,去投奔朝阳门南大街2号的未知前程。

 

提起外交部的上海人,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或许是钱其琛和杨洁篪前后两位部长。再早一些,则有解放前就在上海从事地下学生工作的前外长吴学谦。分析这些来自上海的外交大家人生轨迹不难发现,他们年轻的时候家境都非常普通,九岁从天津举家迁往上海的钱其琛一度在《大公报》职员身份掩护下从事地下学生运动。

 

江敬告诉笔者,他也是从高中保送进北京外国语大学才留在北京投考公务员,进入了外交部。“在高中升入大学的阶段,就很少有上海人愿意考到北京,南北方的生活环境其实差很多。”

 

事实上,钱杨的年代是个人绝对服从国家分配,而在当今标榜个性的年代,很多上海年轻人在18岁升学的时候就主动将北京排除在了人生选项之外。这也意味着,地理因素是外交部上海年轻人绝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一个业务司工作的江敬提到了民国时期。民国政府中有很多名字叫得响的上海外交官,如宋子文 、颜惠庆、顾维钧等。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民国政府定都南京,离上海近,风土人情也相似,去外交部工作是一件有面子有身份的事情。

 

很多年轻人一想到外交官就联想到“高大上”,可是当现实向他们袭来的时候才知道,真实的外交官生活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美好。周恩来说外交人员是文装解放军,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许多青年刚进入外交部,就被派往艰苦、战乱的地区工作,他们大都服从国家的安排,一干就是好几年。

 

上海在上世纪90年代后逐渐崛起成国际化大都市,那些五六岁就喝阿华田、七八岁玩手机学英语、十几岁去美国英国夏令营的上海小囡恐怕没有几个能接受艰苦战乱的生活,就算个人意愿再强,估计也会被父母阻拦下来。

 

1963年夏,小学毕业的杨洁篪凭优秀的成绩考上上海外国语学院(今为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中学,在 “文革”开始后又称为中国外派的首批留学生赴国外深造,一口流利的英语成为杨洁篪进入外交部翻译室工作的法宝。在当时,掌握外语没有什么其他的用武之地,能够进入外交部工作就是上上之选。

 

现如今,上海成为国际化企业的远东总部,和外面一些大公司、大企业相比,外交部的待遇相差很大。

 

曾经有新闻报道说,外交部工作的年轻人,大多并不是看重收入,而是透过从事外交工作,为国民服务,并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且,外交官这份工作给他们带来荣誉感和荣耀感,也是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 话虽然这么说,一旦转化到真正选择中,年轻的上海人大多数会有更现实的选择。

 

江敬就说,刚入部的工资只有几千块,好在每月只用交300元具有补贴性质的房租,再加上吃食堂,能剩下一些钱。但是考虑到如今没有部委福利性分房,想要靠工资在北京买房实在是太困难。

 

和部里稀少的上海人相比,来自山东的年轻人则成为日后中国外交的绝对主力。据不完全统计,去年新入部的山东籍干部占近五分之一。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地理因素使然,山东距离北京近,能够进入北京工作,对于山东籍的年轻人来讲是不错的选择。

 

肯吃苦、家境一般也成为加入外交部新干部的标签之一,这种先天的奉献精神自然也会成就外交界的明日之星。

 

一个例子是,现任驻法使馆新闻参赞吴小俊,来自农村家庭的他在1998年初即被派往刚结束内战的非洲国家—刚果共和国,参加恢复大使馆的工作。

 

吴小俊回忆说,苦头并不会把他难倒,反而是觉得有些“悲壮”,因为刚从校门跨出来,一下子就跑到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那里战乱甫定,满目疮痍,治安状况非常恶劣;而中国大使馆历经了交战双方炮火的破坏,受损严重,对第一次驻外的年轻外交官来说,所面对的困难和危险,令人难以想象。

 

如此看来,便不难明白为什么外交部的上海面孔为什么越来越少,有时候,年轻时的苦难和磨砺并非坏事,踏遍了新天地尝尽了冰激凌的上海年轻人们,你们准备好了么?